語言的演化與人類的種族遷徙、文明進程以及社會發展之間有著密切而複雜的關聯，這不僅關係到對人類自身起源的探索，更關係到人類社會演進規律等根本性問題。那麼，人類語言到底起源於何處？2月13日，記者從狗万外围充值 研究成果發布會上獲悉，狗万外围充值 現代人類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李輝教授的課題組與中文係陶寰副教授通過多年合作研究，發現人類語言的語音多樣性分布具有可循性規律，歐亞大陸的語言語音比較複雜，而非洲的略簡單，美洲與澳洲更簡單，語音最複雜的前幾種語言都出現在中國，全世界的語音分布可能指向語言的最近擴散中心在裏海南岸，擴散時間約在2-4萬年前。
語言“通天塔”：非洲？亞洲？
語言人類學研究的關鍵問題是人類的語言是否有一個共同的起源，其形態的演化是否有規律，最極端的進化形態會怎樣。在西方的傳說中，人類最早都是用同一種語言，為了到天上去，大家齊心協力要建造一座“通天塔”。這冒犯了“上帝”，於是他讓人們的語言變得不同，不能相互溝通，人們就四散而去了。所以，語言人類學中把尋找語言擴散的中心比喻成尋找“通天塔”。
人類語言起源於何處？新西蘭奧克蘭大學學者阿欽森認為，人類語言可能全部起源於非洲，時間大約在15萬年前洞穴藝術開始階段。他認為，早期人類自從能夠使用語言交流後，隨著人口移動，語言自身也在不斷的發生演化，而追溯人類語言的起源，如同人類基因多樣性的分析一樣，可能最早形成於非洲大陸的中部或南部。他借助世界語言結構圖集，通過對全球504種語言分析認為，一種語言音素數量關聯人類擴散至那一地區的時間，年代越早、音素越多。2011年4月14日出版的《科學》雜誌刊登了他的有關研究報告。2012年2月10日，李輝的課題組與陶寰根據自身研究成果，聯名在《科學》刊文反駁新西蘭學者阿欽森的“人類語言起源非洲說”，認為如果全世界的語言有一個擴散中心——“通天塔”的話，不應該在非洲，而是最可能在亞洲，精確地說是在裏海南岸。這與傳說中“通天塔”的位置不謀而合。
複旦研究團隊收集了全世界95個語係的579種語言資料，選取世界範圍內的每隔一個緯度、經度的網點，研究其語音的複雜度，詳細分析其語音多樣性的分布規律，發現以裏海為中心呈普遍下降趨勢，離它越遠，複雜度越低。研究認為，語音多樣性的分布規律反映的實際上並不是現代人最初的起源過程，而更可能的是發源於亞洲中南部的人類第二次大擴張，與人類的Y染色體多樣性分布規律對比分析表明，這次大擴張可能發生於2-4萬年前，輻射到所有的大陸，並回流到非洲，形成了現代種族的主體格局。
尋找語音複雜度的變化規律
在談到研究方法時，陶寰表示由於世界上所有的語言都有輔音和元音，因此主要依據語音裏的輔音、元音和聲調，尋找現代人類語言的語音類型，通過語音的複雜程度來推斷早期人類的語言“集散地”。陶寰說，“肯定會有很多語言學家對這個是有懷疑態度的”，但需要在傳統的語言學方法上尋求突破，用其它的手段來試著回答這些問題。
研究認為，隨著人類遷徙到不同的地方，語言的差異性逐漸顯現，分別體現在語法、語音和詞彙三個方麵，其中語音最有規律。語音包括元音、輔音和聲調三方麵。世界各地的語言在這三方麵的複雜性上差異很大研究發現。輔音，也就相當於漢語中的bpmf等聲母，在所有語言中最少的隻有7個，而最多的高加索山區的優必語甚至達到過180個，不過優必語在1992年已經滅亡了。聲調並非所有語言都有的，主要出現在東亞、西非和北美。漢語普通話隻有4個聲調，而聲調最多的是貴州錦屏縣的南部侗族語，可以達到15個聲調，說話好似唱歌，而侗族大歌確實是世界聞名的奇妙音樂。元音，就相當於普通話中的aoeiu等韻母，其多樣性差異比較適中，一般從2個到十幾個。但是上海奉賢區金彙鎮一帶的偒傣話方言卻發展出了20個元音，複旦的研究者認為其可能是世界上元音音位最多的語言之一。通過計算生物學的方法對搜集到的語音素材進行深入分析和運算，他們發現語音的複雜度在某些地方會慢慢地飆升到頂峰，而在某些地方會跌落到低穀。李輝說，“有些地方會到最複雜的程度，有些地方會到最簡化的程度，人們會問人類語言的極限在哪裏。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就像地理大發現、奇異新物種搜尋一樣。”
學界探討語言發生問題：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如何研究現代語言的共同祖先，是語言學家所麵臨的重大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中心研究員孫宏開長期從事曆史比較語言學研究，他認為，語言的演化情況複雜，在分化過程中有著互相影響、互相接觸的一麵，音素的複雜程度會由於曆史變遷的各種因素發生改變，可能會變得很複雜，也可能會變得很簡單，這種情況在同一個語係、同一個語支或者同一個語族內部都會出現。近幾十年分子生物學發展迅猛，對考古學、人類學、語言學等學科補充研究勢頭強勁。他認為，語言的分化和人類的分化有著密切關係，在研究語言起源問題時，就語言學本身來講，確實有局限性，與人類學、考古學、曆史學、生物學等學科研究相結合，各學科研究成果相印證，才有可能得出可靠的結論。他進一步表示，語言學、考古學、曆史學、人類學與分子生物學等學科之間的溝通借鑒十分重要，但應謹慎考察各學科之間是否具有共同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基礎。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語言學家潘悟雲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對語言發生問題的探討十分必要，這一工作在國外已經起步，國內也開始初步的探討。複旦研究團隊運用生物學與語言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來探討語言發生問題非常新穎，也值得支持和鼓勵。他在閱讀過文章之後認為，該文提出根據語音複雜度的分布格局與Y染色體多樣性分布格局的比對，發現裏海南岸是處於擴散中心的位置，這一研究發現向學術界提出了新的假設和新的問題，對於其中所包含的證據，學術界應當給予重視並做出合理解釋。